央行上周“全面+定向”的组合式降准，无疑打破了近段时间的平静。 

这次降准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一次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的首次全面降准，并且灵活采用了全面与定向相结合的组合方式。而上一次央行全面降准，还要追溯到2012年5月份。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也是进一步做好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各方在思考，究竟该如何看待此次组合式降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绝非是强刺激的开始，更不是货币政策取向的转变。对于本次央行全面降准举措，不少市场人士将其视为是货币政策全面宽松的信号，或是政策强刺激的开启。显然这是一种误读。

在经济新常态下，基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与国际资金流向的变化，货币政策必然会根据形势需求，“时而吸出流动性，时而注入流动性”。2014年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即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而在此之前，我国外汇占款比例一直很大。当拐点显现，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且这一趋势将成为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之下，业内专家指出，有必要通过降准来提高货币乘数，并配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来保持广义货币的合理增速和适度的流动性水平。从这个角度看，本次全面降准以及逆回购、MLF等工具的运用，意在保持松紧适度，并没有超出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 

其次，货币政策的适时、适度调整，在为宏观经济提供松紧适度的金融环境时，更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赢得时间与空间。本次降准，除了外汇占款变化、春节临近等原因外，更为重要的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因素。 

近期公布的部分经济指标，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比如1月份汇丰制造业PMI终值为49.7%，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官方制造业PMI为49.8%，则是28个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同时，汇丰服务业PMI环比下滑，房地产销售又开始走弱。这些迹象都说明，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市场需求总体较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采用“全面+定向”的组合式降准，既用总量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又用结构政策，进行正向激励。可以说，这是货币政策适应新常态经济形势与结构调整的需要，在确保经济不滑出合理区间的同时，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争取时间与空间。 

当然，本次组合式降准的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则取决于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能否如愿进入实体经济部门。换言之，资金的最终去向，将是检验货币政策效果的标准。 

对于本次降准，市场各方普遍预期将合计释放资金6000多亿元，这对于提升银行信贷投放能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都将产生积极意义。特别是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将直接用于支持“三农”、小微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使其发挥重要的结构调整作用。但市场也有担心，在释放的这6000多亿元资金中，大部分依然来自全面降准，这些资金是否会流向不该去的行业和领域，或者部分资金根本就只是在金融系统“空转”，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 

这样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最近可资观察的窗口是，在央行去年11月份降息之后，股票市场随即出现了急速拉升行情，来自各种渠道的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同时，在去年末，不少资金赶在地方债务甄别上报前，流入了地方融资平台等。如果再往前看，2013年6月份在银行间市场突然出现的所谓“钱荒”，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这些现象的产生，当然与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银行风险偏好降低，企业信贷需求不足等因素有关。 

从这个角度看，降准效果能否达到预期，货币政策调控作用能否更好的发挥，显然还需要其他各方面政策的配合，以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方面，要从资金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疏通资金传导渠道。由于经济增速下行，不良资产上升压力较大，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偏好逐渐降低，信贷投放更加谨慎，甚至出现部分“惜贷”情绪。与此同时，在资金需求端，传统行业处于转型升级或去产能的痛苦期，新的增长引擎尚未成熟，企业投资动力不足，信贷需求不旺。因此，如何通过改革创新，让微观主体能响应宏观调控举措，成为关键步骤。这就需要在创新调控工具、融资工具，完善金融结构的同时，增加企业活力，提升投资信心。 

另一方面，需要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作用的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意味着财政支出、预算赤字等都将有所增加，这将会进一步加大基础建设、民生领域的投资，进而能带动企业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信贷需求。此外，在打造经济“双引擎”、推动装备制造等“走出去”的背景下，就需要有相应产业政策配合，扶持新兴产业成长与相关行业发展，从而带动企业信贷需求。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各方要以新的眼光和思维看待经济金融领域的新变化，也要以新的视角对待货币政策的微调预调。惟如此，新常态下的降准，才能取得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