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提高质量效益。

3月21日至23日，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聚集了30多位部级领导、70多位世界500强企业CEO以及全球知名专家、学者。大家针对新常态下各个领域的改革问题，畅谈各自的思考，共同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与改革。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作主旨演讲时指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提高质量效益。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弱化，靠拼投入、高消耗、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没有改变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革正在不断深化，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目前的发展情况，张高丽表示，中国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我们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认为，新常态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谈到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连维良表示，7%的增速既考虑了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考虑了就业、收入等民生需要，并兼顾了增速换挡与产业升级的双重要求，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相衔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不仅要实现增速换挡，更需要实现结构优化，也就是加快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由投资出口拉动向三大需求协调拉动转变。他强调，提质增效与改革创新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导向。

从具体的操作上来看，新常态下应该如何改革？与会嘉宾纷纷对此建言献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开始进入下半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在他看来，要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必须放宽准入，纠正体制原因造成的行业间的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其次，在一些行业减速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关闭重组，剔除低效率的企业，以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水平。另外，在原有技术水平架构之下通过改进技术工艺包括“机器换人”等，缩小与最佳实践的差距。刘世锦强调，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其中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加之我们现在面临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有一个洗牌的过程，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改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他表示，为了消除这种障碍，必须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需要从过去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型的增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力的驱动。这其中的关键正是吴敬琏与蔡昉同时提到的“通过改革的办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后者还强调，类似户籍制度的改革、生育政策的调整，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改革红利。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在国内、国际都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矛盾，解决问题。针对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朱光耀提出了四点具体意见：首先，在2015年一定要取得重大的、阶段性的进展，一定要突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义；其次，一定要坚持结构性的减税和系统性的清理收费结合，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大范围削减不必要的收费；第三，盘活财政的存量，今年一定要切实加以落实；第四，在前三条工作的基础上，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包括税收制度方面的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强调，改革乃必行之路。他以农村发展为例谈到，解决目前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方法在于改变农村的经营结构，其中，土地成本带来的约束非常关键。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度成本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供求解决，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周其仁解释说，早年所有要素成本都很低，在改革前，体制运行的成本很高。改革以后，制度运行的成本降下来了，所以能够取得中国过去20多年高速增长的成就。然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要素价格与体制的运行成本都偏高，如果没有系统的改革把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就会丧失长期增长活力，难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与会嘉宾表示，在改革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依旧看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只有GDP的40%多一点，民间的储蓄率将达到近50%，再加上中国有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把这些有利的优势都利用起来，那么中国实现7%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很有可能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期间锁定、实际达到甚至超过这一目标。